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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：倪伟

　　发于2026.4.6总第1230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
　　云阙从北京坐高铁去了苏州。春分过后，江南草木葱茏，她又去看望两位老朋友了。这两位朋友，是孙策和周瑜。周瑜故居位于苏州的姑苏区，而在人民桥东，则坐落着一座专门纪念孙策的亭子。

　　这已经是云阙第五次来看他们。她带去两束花，还有几张绘有“二创”人物画像的明信片。“因为是正规的纪念馆和亭子，不太方便带别的东西，就带了简单的礼物。”云阙说。

　　云阙是福建人，在北京上大学，今年大四。每逢清闲时节，同学们有的在旅游，有的在看演唱会，她却经常在“上坟”。最疯狂的时刻是去年夏天，在洛阳的山野之间，她一天之内寻访了20多座古墓。

　　“扫墓成瘾”的年轻人，突然之间多了起来。以往无人问津的古墓前，如今常年摆满各种鲜花和脑洞大开的伴手礼。他们牵挂曹操的头痛，关心张居正的痔疮，为李煜“故国不堪回首”的憾恨而落泪。年纪轻轻的，他们为什么着迷于“上坟”？

　　为“地偶”应援

　　今天如果你去古墓访古，很可能会对墓前的壮观景象感到困惑。鲜花、水果这类传统祭品已经不是主流，在古人墓前，多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

　　曹操墓前，几乎集齐了所有品牌的布洛芬，只因曹丞相生前饱受头风病困扰。还有人贴心留下叮嘱：吃布洛芬时不要喝酒。

　　张居正墓前最特别的“供品”是马应龙痔疮膏，因为有野史记载，张居正是因为痔疮手术元气大伤而去世。有人发现，1582年张居正去世，马应龙品牌同年创立，怎么不算是命运的捉弄呢？

　　霍去病墓前不缺薯片和辣条。这位少年将军死于23岁，大学生们猛然发现，将军其实是同龄人，也是爱吃零食的年纪。

　　北魏孝文帝拓跋宏(后改名元宏)墓前挂上了锦旗，写着四个字：“汉化大使。”有人给他一幅奖状——“最佳汉化组”，以嘉奖他身为鲜卑族皇帝，力主推行汉化改革的行为。

　　搞抽象，还得是这届年轻人。当然，还有很多千古遗憾，需要有人抹平。

　　在诸葛亮墓前，一张成都到西安的高铁票，告慰了北伐未竟之憾。在刘备墓前放上灭火器，是希望一解皇叔被火烧连营之痛。孙权墓前则摆上了一张“合肥太守”的奖状，因其六次攻打合肥都铩羽而归。三国宇宙里的出师未捷与壮志未酬，一千多年后还有很多人记得。

　　除了下江南，云阙去的最多的是河南。河南集中了大量古代名人墓葬，尤其是洛阳，史称洛阳北邙山有墓葬十万座，“几无卧牛之地”。这一波扫墓热，也小规模地带动了一下河南文旅。当地有不少司机和向导，对墓葬的所在了如指掌。

　　云阙找到了一位包车司机，从洛阳市区出发，连上几座山，用最高效的行程，实现了一天拜访20多座墓的壮举。得知云阙喜欢孙策和周瑜，到了西晋名将杜预墓时，司机还调侃了一句：“就是杜预灭了你们东吴。”

　　有人追现实的星，有人追地下的星，人同此心。“我觉得这和追星很像，扫墓就是追线下，我们追的是‘地偶’(地下偶像)。”热衷于访古扫墓的元文懿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她在北京上大学，最近半年之内，她去了四次河南，为古人扫墓。

　　在人生功绩、历史成就之外，今天，人们以更为细微、个体和生动的方式走近历史人物，关心他们身体好不好，疾病痛不痛，关心他们爱吃什么，思念什么，又遗憾什么。

　　目光的转变，是对历史祛魅后的平视感。互联网的去中心化，塑造了人们平视世界的视角。历史不是考点，也不再是不容置喙的圣贤故事，年轻人将历史人物变成了可以对话、调侃、心疼的朋友。

　　“第一次见到喜欢了很久的古人，会很激动。去了两三次之后，就像去见老朋友。”元文懿说。在访古扫墓时，他们往往充满喜悦。网友“卧龙吟”感叹：“上班怎么可能像上坟呢？明明上坟那么治愈。”

　　伪造的古墓，真实的寄托

　　在人们频繁走向的古墓中，有一些其实是未经证实的伪造品。最著名的就是“李煜墓”和“王之涣墓”。在洛阳一座荒山上，一根木桩上挂着两块简陋的木牌，一块指向王之涣的墓，一块指向李煜之墓。大唐向左，南唐向右。

　　今年春节，祝青的爸爸开着车，带她从新乡来到洛阳，终于站在心心念念已久的“李煜墓”前。她在石碑前驻足的那段时间，至少有十几个人陆续赶来。碑前热闹非凡，礼物摆满了香案，有鲜花、烟酒，最特殊的礼物是一瓶瓶黄土，来自南唐故都南京。李煜最后客死异乡，一句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惹人垂怜。

　　祝青送上了她在南京带回的明信片，还有一张手写卡片。她看见石碑四周的桃树上，挂满横幅和卡片。有的横幅很深情：“万古悲寂寥，千里梦迢遥。”有的很戏谑：“让南唐再次伟大。”

　　实际上，李煜和王之涣葬在何处，至今无人知晓。2023年，一些历史爱好者众筹资金，在北邙山上被认为疑似李煜墓和王之涣墓的区域，同日竖起了两块“墓碑”。与其说这是古墓，不如说是两座纪念碑。很快，这两处生僻的所在成为热门景点。尤其是“李煜墓”，在社交平台上，已经成为流量最高的古墓之一。

　　同样无中生有的“遗迹”，还有“曹丕快乐亭”。这座亭子位于首阳山森林公园，始建于清代，是为纪念伯夷、叔齐而建。曹丕据记载葬于首阳山，但具体位置不明。不知何时起，有人在这座亭子里纪念曹丕，久而久之，没人再想起伯夷和叔齐那两个没流量的古人了。

　　有人放了两个文件夹，人们将自己写的信夹在里面，已经攒了满满两大本。有的信洋洋洒洒几千字，倾诉心事。

　　在首阳山上，云阙还见到一座崭新的石碑：“嵇康断魂处。”在她连续寻访20多座古墓那天，这处石碑是偏僻的一处。“看起来非常新，据说是直接用吊车吊来的。”她笑着说。她能理解后人附会的心情。很多敬仰者众多的古人，没留下任何可信的遗迹，有人说，“最怕‘主推’(二次元用语，指最喜欢的角色)坟太多，也怕‘主推’没有坟”。凭吊之心无处依托，便产生了一些新造的地标，只为安顿飘荡的情绪。

　　对很多拜访者来说，他们未必真的关心这里是不是古人的埋骨之地、断魂之处，他们更在意的是，自己的情感可以被承接。

　　为“追星”啃二十四史

　　为什么这么多人纪念曹丕？在历史上，曹丕名气不小，为数不多的典故，几乎都与嫉妒和陷害曹植有关，至今有人戏谑地称他“绝命毒师”。然而正史并非如此，曹丕与曹植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，不乏骨肉亲情。

　　不少受访者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人们喜欢曹丕，蕴含着为其“翻案”的情结。千百年来，总有一些历史人物被误解、栽赃、污名化，不仅是曹丕，如今不少“翻红”的古人，都是这类人物。“我们了解了真实的历史，想到他近两千年来一直被造谣，是会心疼的。”云阙说，“很多喜欢的情绪，也是源于这种心疼。”

　　她所说的“我们”，是一个小众但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群体——史同圈，即热爱历史同人文化的群体。

　　“我认为史同文化的构成，主要是历史加上新型网络文化，包括同人、二次元等等。”元文懿说，史同女从高中生到30多岁的上班族都有，以大学生群体为主。这阵为古人扫墓的风潮，很大程度上是被史同圈推动的。据元文懿观察，如今探访古墓的人，十有八九属于史同圈。而且，那些新型扫墓方式——送伴手礼、挂横幅、写信等——就是史同圈创造的。

　　在史同圈，除了流量始终超高的三国群英，李煜、曹丕和元宏是另外三个顶流人物。在近年的同人圈，他们的故事被大量“二创”。“他们都有一些著名的CP，比如胤煜(赵匡胤和李煜)、丕植(曹丕与曹植)、宏诞(元宏与冯诞)等等。”元文懿说。比如一部著名的同人作品《山河永寂》，就是以李煜和赵匡胤为CP创作的。

　　元文懿就是从嗑CP开始进入史同圈的，她心中的第一CP是北魏孝文帝元宏与北魏外戚冯诞。二人同岁，从小一起长大。史书中有个很动人的故事：孝文帝南征途中，冯诞病重，孝文帝洒泪相别。不久传来冯诞死讯，孝文帝立刻掉头北归，放弃渡江。这个故事赚足了史同人的眼泪。

　　她嗑的另外一对CP是白居易和元稹，这两位唐朝诗人也是史同圈著名CP。元稹墓葬不知何在，很多元白粉远赴元稹曾当官的四川达州，在元稹纪念馆等遗迹“扫墓”。“他们的感情，我认为都超越了世俗的感情，是一种灵魂伴侣之间的真情。”元文懿说。

　　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、同人文化研究者郑熙青认为，同人文化的核心特征，是拥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爱好的人，凭借对话、阅读、创作和共享，一同构建起来的文化社群。

　　郑熙青曾在文章中写道：“同人创作是一种建立在情感基础上，以自我的独特体验和共鸣开启的创作。”因此，史同的重点在于共情，在基本的史实之上，爱好者便可以走得很远。“历史圈里吵架，吵的可能是某位帝王、官员的功绩如何。可是史同圈里吵架，吵的基本上是他们到底爱的是谁。”元文懿总结。

　　史同圈的流量，带火了一些“周边”。某出版社直播中挂上了《魏文帝集全译(全2册)》，10分钟，这套冷僻书卖出700本，库存清空。很多史同人为了“自推”啃起二十四史，《东晋门阀政治》《北魏平城时代》等学术著作，也是她们的案头必备。

　　扫墓则是更具肉身性的同人行为。她们带火了这些山野中人迹罕至的古墓。司机带云阙上山时，问她：“你是晋姐吗？”她笑着否认。晋姐，就是史同圈里粉魏晋人物的女孩。接待的史同圈游客多了，司机对圈内术语也略知一二。

　　不知哪天，“李煜墓”和“王之涣墓”旁边的小卖部挂起了一块牌子——“李煜王之涣粉丝休息处”。一语道破本质。

　　有缺憾，才会念念不忘

　　人们为什么会将浓烈的情感投射到古人身上？

　　粉古人的史同人，最初往往是被作品打动，其后才延伸至对其人生的探究。李煜是祝青的“自推”，最初她被李煜词的美感震撼，后来读了一些有关他的书，垂直“入坑”。了解更多以后，她发现了李煜在悲情之外的另一些侧面。“他就是一个活人，很可爱。”祝青说。

　　最让她动情的，还是李煜的宿命感。“他的人生有好多遗憾，最初是个富贵王爷，被推上了皇位，最后沦为亡国之君。这一生太大起大落了。”她说，人们给他带去南京的黄土、故都的酒，都是为了表达这种感怀，“他太遗憾了，至死都没有再回到故国”。

　　那些被喜欢的古人，往往都具有活人感。隔着时光和纸页，人们还能对他们的处境与抉择感同身受。

　　祝青会在一些情绪低谷的时候想到李煜，在那些时刻，她更能共情李煜的内心。“想想他的人生所经历的那些大起大落，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小麻烦，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？”

　　七夕是李煜的生日，也是他的忌日。每当七夕，祝青总会想起很多。“你生于七夕，死于七夕。总道是宿命。在148年后，北宋灭亡。而你，至今不知葬在何处。那杯鸩酒，是苦是甜？”某年七夕，她写了篇深情的“小作文”。

　　这些突然被反复拜访的人物，大多拥有不完满的人生。李煜之所以动人，并不只因为文学成就，而是“故国不堪回首”的命运断裂；霍去病的形象之所以鲜明，也不仅因为战功赫赫，更是对他生命在最盛处戛然而止的惋惜；诸葛亮的传奇一生，最终落在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的未竟之志；至于孙权，他一生稳坐江东，却始终没能越过合肥这一关。

　　他们的人生，并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，而是在某个节点上停住了，留下清晰可见的裂口。同人文的写作，很多时候正是在这些裂口处展开的。“有缺憾，才会念念不忘。”云阙说。

　　对缺憾人生的共情，与当下的社会经验形成某种隐秘的呼应。在路径日益复杂、选择却不够丰富、结果高度不确定的时候，“未完成”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状态。这些现实经验，很难在日常语境中被充分表达，却能在历史人物的命运中找到对应的情绪。

　　为古人“上坟”，是借助一场面向古人的仪式，为自己的情绪寻找出口。墓前的花与酒、诗与信、供品与药品、真心与玩笑，都属于此时此刻。千年前的失意、未竟与中断，与当下的犹疑、不安与等待，在同一个空间短暂连通。

　　文化记忆理论(Cultural Memory Theory)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·哈布瓦赫在《论集体记忆》中系统提出。强调记忆并非私人经验的简单存储，而是在社会关系、文化框架与权力结构中被不断建构与维系的社会过程。哈布瓦赫指出，个体的记忆总是在群体之中形成、被唤起并获得意义。在此基础上，德国学者扬·阿斯曼进一步将理论深化，指出文化记忆是一种通过符号系统、媒介形式与制度化实践得以长期保存和传递的记忆形态，文本、影像、仪式、纪念碑、博物馆、节庆等，都是文化记忆得以保存与传播的重要媒介。而国家叙事、民族历史、家庭传统与群体话语，则为个体理解过去提供解释框架。过去并非固定不变，而是不断被当下的社会需求重新解释与赋予意义。年轻人的“给古人扫墓”行为，印证着这一理论，个人在受教育和成长过程中，对古人形成的记忆，在当下被重新焕活并通过群体性的行为重构出崭新的价值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年轻人探访古墓乃至“制造古墓”的行动，是在参与一种历史记忆的再生产。看似戏谑的行为，实则是当代人对历史进行情感化占有的一种方式。

　　千年树洞

　　2025年秋天，在茂陵博物馆霍去病墓前，访古爱好者江承宇看到一封信，称霍去病“小霍将军”，结尾祝福：“下次人间，不妨走得慢些……”两年前他到访过霍去病墓，墓前只有两束花、一张卡片，两年后墓前已经鲜花成海。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信件，博物馆整理了80封，展示了出来。短短两年，霍去病“翻红”了。

　　在诸葛亮的武侯墓前，一位年轻妈妈写道，自己为照顾孩子，换了份时间自由但并不满意的工作。“一个人每天处理很多事，实在太难了。”她更理解了诸葛亮的不易和刚强。她还请诸葛亮代为向她妈妈问好，说自己不放弃，就是对妈妈最好的怀念。“保重，泪之。”结尾写道。有人写信向古人谈起自己升学失利、求职不顺，又不愿做“啃老”的闲人，希望以古人为榜样，锻炼能力。

　　他们将古人作为自己的“树洞”。在缺乏确定性的人生阶段，至少古人是确定的、稳定的、笃定的，他们不会“塌房”，不再改变，也不会消失。

　　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曾在《液态现代性》中颇有洞见地提出，当代社会是一种“液态现代性”，社会形态不再有足够的时间凝固，人们生活在永恒的临时状态中，没有什么是可以依赖的长期承诺，包括人与人的关系。这种多变、不确定、未完成和不彻底的状态，带来了不安全感。于是，前现代社会的古人，则带来了一种对稳定的想象。

　　处于流动社会中的个体身份是不确定的，永远处于对身份的寻求中，粉丝身份就是当代青年寻求到的最重要的社会身份之一，填补了传统社群弱化后的认同空白。

　　根据唐纳德·霍顿和R.理查德·沃尔提出的“拟社会关系理论”，粉丝与偶像之间是一种单向、虚拟但情感真实的“拟社会关系”——粉丝深度了解、情感投入，偶像却不知其存在。这种关系无冲突、无拒绝风险，且高度可控，是一种“不会受伤的亲密”。

　　这一理论也指出，现代社会走向原子化，孤独感更为普遍，粉丝社群提供了低成本、高接纳的身份锚点。群体仪式不断强化着粉丝的集体感，让个体在集体行动中获得存在感与价值感，抵消现实中的无力感。

　　对历史人物的“追星”，就是一种单向度的情感投射。人们从历史中获取安慰，也随着自己的情绪打扮着历史。扫墓，则是一种付诸行动的情感仪式。

　　江承宇热爱访古多年，他亲眼见到了这阵“扫墓热”的兴起。这阵热潮是从2024年开始的，古墓的游客越来越多，网络攻略和感受分享也越来越丰富。“很多并非知名景点，甚至是在乡村里没有完全被开发的墓，都成了大家的目的地。”作为一个“旁观者”，江承宇说，“史同圈带动了访古扫墓，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啊。表达敬意也好，用自己的方式帮他们实现未完成的愿望或者弥补遗憾也好，都是一种与历史的对话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墓在荒郊野岭，开发程度有限，可能要多多注意安全”。

　　人们真的会在古人身上找到安慰。去年夏天的一天，天气燥热，云阙跟家人吵了一架。家人催她相亲，可她才大三，她觉得谈这些太早了，很烦。那天她正好去了荥阳的刘禹锡墓。到了墓园，一阵风吹来，想起刘禹锡的人生，她逐渐平静了下来。

　　“他的人生很苦的，但是他以乐观豁达著称。”云阙说。炎夏之日，墓园还有人在唱戏，听着听着，她就愉快了起来，“突然感觉，这是一个能给我幸福的地方，大家都在愉快地做着自己的事，是那么怡然自乐”。

　　在元文懿高中备考“很灰暗”的那段日子里，是元白的诗歌，以及有关她另一位“自推”卫青的歌曲陪她度过的。想到古人的境遇，她觉得能借来一些动力。

　　江承宇则多年寻访有关苏轼的遗迹。在人生中的一些艰难时刻，他会从苏轼的作品和人生中感受到豁达与洒脱。在桂林的桂海碑林，他见到了一块元祐党籍碑，苏轼、黄庭坚等人的名字都在其上。刻石者的原意是想让这些“异己”臭名昭著，但苏轼等人最后还是青史留名，历史作出了公正评价。

　　“生活中，很多事情也是这样，放在历史的长河里，当下的得失就没那么重要。会有一些非议，会有不好的声音，但是没关系，时间会给你答案。”江承宇说，“这是访古中，我收获的很重要的东西。”

　　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6年第12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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